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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发掘者多的是,谁也别争!

发布日期:2016/9/27 2:25:32 浏览: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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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发掘者多的是,谁也别争!(组图)

2007-11-1517:11:00来源:(北京)

风景区管理局科研人员称尚未整理出发掘史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自认最早提出保护九寨沟

资深专家:九寨沟的发掘、发现、保护是场“人民战争”

◎文/本报记者邓艳玲近来网上有消息传出,“是重庆忠县的伐木工人陶远祥和张国威发现的九寨沟!”发布这条消息的是重庆知名的文化人、记者陈仁德,近两年他都在非常自信地传播着这条令人惊讶的消息,他在2006年初的一篇报道中提出“两个忠县人发现了九寨沟”的最新说法。

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九寨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遗产”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两大证书,开发尚不足30年就以独特的魅力景观折服了几乎所有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

资深九寨沟研究专家张善云告诉记者,与国内其他风景名胜不同的是,这个人间仙境“自1984年9月24日《四川日报》记者的一篇《美的发现》发表后,关于谁发现九寨沟的争论就没有消停过”。文人、政府公务员、科学家都纷纷成为“九寨沟发现者”被人津津乐道。

“两个忠县人发现九寨沟”一经推出在重庆当地引起较大反响,报纸、网络纷纷转载陈仁德的稿件。有网民看到报道之后,不禁感叹:国外知名的风景区都是把发现者当成英雄一样被反复提及,而九寨沟出了名了,人们却把最先发现者遗忘了,这是一种多么的不幸和悲哀!应当把这两个工人的名字刻写在九寨沟风景区的大门口,让大家都记得这两位功臣!

真的是陶远祥和张国威发现了九寨沟吗?人们真的亏待了这两位无名英雄吗?记者致电九寨沟风景区管理局时,被告知,对于谁是九寨沟的发现者,至今在景区并没有明确翔实的资料说明,他们现在也在收集相关资料。

到底是谁发现了九寨沟?这个人间仙境又是怎样被保护起来的?

2007年11月15日九寨沟的发现者是两个忠县伐木工人?

是谁发现了九寨沟?

九寨沟的发现者是两个忠县伐木工人?

记者陈仁德:我相信陶师傅不会说假话

陶远祥是个腼腆的人,发现九寨沟的事如果不是我去追访,他也不会向外人说。我写的都是我挖掘出来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们忠县人发现了九寨沟。”55岁的陈仁德既是记者,也是出生于忠县的小有名气的作家。当记者追访他时,他非常自豪,正是因为自己的锲而不舍,才把九寨沟和忠县人之间的联系挖掘出来,他在2006年初的报道《是我发现了九寨沟——一个重庆老伐木工人的自述》,分别发表在《重庆日报》和忠县当地的《忠州报》头版非常重要的位置。消息传出,忠县人非常自豪,网上忠县和重庆的贴吧里,有人就开始把这个消息四处传播。

在这篇报道里,陈仁德采访了从忠县自来水公司退休的陶远祥,并用陶远祥自述的形式,告诉世人,就是陶远祥和张国威两个在九寨沟林场的伐木工人,1976年因为结伴去采木耳,无意中发现九寨沟这个美丽胜景,被美景打动的他们便商量一起写信给媒体反映。

报道中的陶远祥称,九寨沟一些举世闻名的风景点——长海、五花池、大瀑布、珍珠滩等,就是陶远祥和张国威命名的;而且,因为写信给《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反映九寨沟的美丽风景,在当时还讲究采伐树木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文革”后期,他们俩还受到了林场领导不点名的批评。文中陶远祥甚至很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林场的负责人在开会时说的话和无意中瞟他一眼的表情。

“你可不知道,采访到陶师傅,我费了多大的劲哦。”陈仁德是个老记者,他原本以为陶远祥身上藏那么大的秘密,多少会向外人炫耀一番。但当他找到当时63岁的陶远祥时,发现这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甚至还有些害羞。

陶远祥:林场近千名伐木工人都知道九寨沟美

和张国威一块去采木耳。我和张国威都向报社投稿讲九寨沟的美。记者可能把我们摆龙门阵的话也写进去了。

当记者找到陶远祥,电话打过去,记者口中的“九寨沟”还没说完,陶远祥就赶紧用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应承“是的,是的。”

陶远祥否认自己曾和张国威一块去采木耳,然后发现了九寨沟的美景,“当时林场差不多一千多伐木工人,大家天天在九寨沟,都知道这些美景。可能其他人也写过九寨沟,不过我只知道张国威写过。”仅仅把写作当成一种爱好的青年陶远祥并没有想到要通过写稿子向上级请求停止采伐。至于“文革”后,自己有没有和大伙一起写过请求,陶远祥已经记不清楚了。

“记者可能是把一些我们摆龙门阵(重庆方言:聊天)的话写进去了。”尽管如此,陶远祥觉得其他内容还算大致没错,他还是把两份报纸都细心地保存起来了。

张国威:珍珠滩的确是我命名

没有写信给上级要求不砍伐。我写九寨沟都是在风景区成立之后。南坪县邓一和田树昌首次在媒体宣传九寨沟。

就像陶远祥所说,张国威的确是当时阿坝州十万伐木工人中的佼佼者——能够由一个伐木工人成为报纸的记者。

1968年来到九寨沟林场当伐木工人的张国威,当时只有23岁,一直到1984年他离开管辖九寨沟林场的南坪县林业局去《岷山报》(《阿坝日报》的前身)当记者,他以九寨沟为题材创作了差不多几十篇作品:散文、游记、新闻稿、评论、照片各种题材都有,他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给上级写过什么信要求停止采伐。

“那时候我们都是国营企业的伐木工人,每天都有砍伐任务的,一个月差不多要砍一千立方米的任务,没有那个觉悟也不敢向上级要求不砍树?”因为文章写得好,也勤奋,张国威成为记者,做到编辑,最后做到了主管业务的副总编;1996年,又因为被当时的州委书记看重,到阿坝州委政策研究室担任主任,并在这里退休。他说:“我能成为记者,应该要感谢九寨沟。”

在九寨沟林场当伐木工人时,写文章,通常有人造访九寨沟,作陪的都是张国威。那时候南坪县农机厂邓一和县委宣传部干事田树昌经常来林场。有一天,他们几个年轻人一块去玩,夕阳西下的时候,张国威趟水走过珍珠滩,无意中回头一看,“浅浅的水面上似乎有千万颗珍珠在滚动,在夕阳的照耀下煞是好看,我当时就脱口而出,这个地方不如就叫珍珠滩。”邓一和田树昌听过之后,觉得这个名称非常贴切。于是几个年轻人就这样叫开了。他们叫开之后,林场其他的人向外来客也就这样介绍了。

“九寨沟其实谈不上发现不发现,要说发现,住在里面的藏民比所有人都更早地发现她。九寨沟关键是宣传推广和保护。”张国威写九寨沟第一篇发表的稿子是1979年的《保护神仙池》,发表在《四川工人报》上,之后,他还写了《长海》、《年轻的九寨沟镇》等多篇专门报道九寨沟的文章。

“我写九寨沟应该在九寨沟风景区已经成立之后了”,张国威记得,国内第一篇专门写九寨沟美景的文章应当是邓一和田树昌俩人合作写的《童话世界九寨沟》,作为邓一和田树昌的老友,张国威认为,这篇发表在1978年间的《四川日报》红土副刊上的报道,是国内在公开媒体上宣传九寨沟的美景。

2007年11月15日九寨沟的发现者是两个忠县伐木工人?

是谁发现了九寨沟?

是谁发现了九寨沟?印开蒲九寨沟风景区管理局:不清楚九寨沟到底是谁发现的

仅有的资料来自《南坪县志》和张善云搜集的资料。

张国威告诉记者,如果说国内邓一和田树昌是宣传九寨沟的先行者,而让国外人开始知道九寨沟美景的当属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

1980年冬,正是因为陈复礼来九寨沟摄影,并把《九寨飞瀑》为首的作品发表在《中国旅游》杂志,世界才知道,原来中国有个这么美丽的地方,“他们三个人都不应该被忘记的!”张国威认为,“他们让外界知道了九寨沟的美景,这对九寨沟的保护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事实真是如此吗?记者拨通了九寨沟风景区管理局的电话,专门负责解答九寨沟历史的科研处工程师周忠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把自己从资料上看到的话照搬照抄地读给记者听,这些资料来自《南坪县志》和资深九寨沟研究专家张善云整理的资料:

“1956年四川省两名勘查森林资源的林业工作者王志强、傅春华作为首批‘勘察’人员来到了这里,被这里丰富的森林储备量和美丽的风景所吸引,九寨沟惊人的美丽从此被发现!

“1960年,四川省林业局派了一支由两百人组成的考察队,由武装队伍保护再次进入九寨沟考察森林储备量,考察后得出南坪的森林资源很多,完全符合当时国家直属企业森工局的采伐条件,60年代初国家三线建设,对木材的需求量陡增,对九寨沟的采伐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63年,国家林业部门得知甘川两省交界处有着丰富的木材,又得知白龙江可供水运,派中南林业勘探设计院拿出九寨沟林业开采设计方案;1966年九寨沟开始采伐,直到1978年底九寨沟管理局成立。

“1969年8月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印开蒲等三人进沟考察薯芋资源,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九寨沟生态环境进行考察;1975年,印开蒲和四川农业大学的专家第二次进行考察,并向阿坝州委、四川省科委、四川省‘革委’郑重提出建议,要求停止砍伐,建立自然保护区;1978年7月,印第三次进入九寨沟,写出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并呈交了国家林业总局。

“1975年-1978年期间,南坪县林业局职工张国威,《人民画报》记者,南坪县工作人员田树昌、邓一等写了一系列文章,摄制了照片,介绍九寨沟美丽的风光……”

印开蒲:是我们最早提出要保护九寨沟

感觉走进了科幻片中的史前时代,生怕水里会钻出一条恐龙,那种美叫人永生难忘。

64岁的印开蒲如今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他是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一名植物学家。

“我们不是发现者,只是最早倡导建立九寨沟保护区的人之一。”印开蒲和张国威一样,认为祖辈生活在九寨沟的老百姓和其他许多人早就先于自己领略了九寨沟的美景。

1969年,26岁的印开蒲第一次进入九寨沟的时候,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史前时代”,他记得自己中学时期曾经看过一部苏联的科幻片《史前探险记》,而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九寨沟的场景非常像片子里的史前时代,到处是繁茂的树木,清澈的湖水,水里还有各种美好形状的钙质物,水里面还有横七竖八的树木,很像龙的脊背。他还真怕那些水池里面会钻出一条恐龙来,那种美叫人永生难忘。

1978年7月,当印开蒲第三次进入九寨沟的时候,大规模的树木砍伐已经进展到可以用“疯狂”、“劫难”来形容了,“其实,那时候伐木也是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但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在九寨沟停止采伐了。”印开蒲向所里汇报,要求立即向上级打报告,保护九寨沟的森林资源。

印开蒲找到当时四川省林业局造林处保护科的科长胡铁卿,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一道商讨报告的起草。印开蒲一心想保护九寨沟,在报告中就首当其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着丰富经验的胡铁卿让印开蒲不要这样直接提。

“那个时候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的思想是比较封闭的,在家里摆上一盆花都要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说只为美丽的景色要建立保护区,肯定是得不到结果的。”于是,在胡铁卿的策略帮助下,印开蒲首先提的是要保护大熊猫生长的环境,而且提出第一个要保护的地方也是若尔盖巴西自然保护区,因为那里是著名长征“巴西会议”地址,其次才提九寨沟。

报告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名义发出,由当时分院副院长马识途于当年九月份亲自送交中国科学院方毅院长。方毅当时也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口头向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提及此事。在两个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下,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向农林部转发的报告;11月30日,九寨沟林场停止采伐;12月15日,国务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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