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5-04
虽然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廿四年，它是我一辈子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但“我爱北京”这四个字真的有点说不出口。为什么我对北京爱不起来？
大学时的暑假，许多同学都去北京旅游。我信了父亲的话：北京没必要现在去，那是你将来想不去都不行的地方。所以我拿着奖学金去了九寨沟、西安、敦煌、吐鲁番。
头一次到北京，是1994年参加北京电视台举办的“长虹杯”全国高校辩论赛。那时北京电视台还在魏公村，我们住在青年政治学院，每天步行经过外文大厦去BTV，走的路是还没有通车的三环。那时一号线还没全线通车，西段只到西单，地铁票一毛一张，公用电话也是一毛一次。
比赛后我去了北大。大概是在塞万提斯的铜像下面，我萌发了来北京读研的念头。实现这个想法，已经是四年后，北大百年校庆刚刚过去。
然而住在北京这廿四年，前七年在西四环中关村，后十七年在东五环外豆各庄，八通线上常常听人说“今儿进京的人真多”，大概我也不过是时常“进京”的一员。因此我看北京，总是有很强的疏离感，更近于历史而非现实。
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降，北京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认为，19世纪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人口众多和工商业发达，而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集中的首都。因此，主要由外来知识分子构成的北京中上层社会的群体认同，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说是指向“首都”这个巨大的符号。顾颉刚于1925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联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顾颉刚
北京的这种特性，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便可见得分明。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列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数年后再降为普通市，隶属河北省。于是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市面萧条。北平是没有工业的，迁都后剩留的商业，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文化机构的种种，俗称“吃学生饭”。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不是一个城市，是两个城市，它是一个叫“北京”的城市，上面叠加了一个首都。而首都本身就像一座“浮城”（如果今后分成中央政务区和以通州为中心的北京，这一点会变得更清晰），它悬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近百年过去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廿多年，但感受仍与顾颉刚先生差不太多：有同学朋友在各部委的，大致知道“作官的生活”是怎样，“作师的生活”不必说，日日在其中打熬。
变化不是没有，至少应加上“作白领的生活”。而北京市民的构成，与当年比也大相径庭矣。民国、共和国，两次大移民入京；近二十年来，地铁与9字头公交上，坐满了背井离乡的外省青年。
因此，所谓“老北京”，只是一些怀旧与炫示的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鸽哨、爆肚、豆汁、空竹、风车……这些已不属于当下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对传说中的老北京的一种戏仿。
“北京”已成为一个暧昧而多义的词语。莫言说，他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的北京印象就是他家周围两公里的地方。贾樟柯也说过，北京之于他的印象就是“东三环”。总的来说，你在北京住在一个地方，你对北京的其他部分，不会产生出太多的认同感。对于在海淀读书的我，北京除了中关村学院路，尚有何物？对于一位白领，北京除了CBD、西单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个北漂，五环之外才是更真实的北京。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众多的面相，却没有哪个像北京这样多元而分裂。纽约是多元的，但有多少北京常住居民会乐意在T恤上标明“ILOVEBEIJING”？2001年，北京市民曾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北京新地标”，毫无意外，国家育场、国家歌剧院、央视新大楼均赫然在列，而有多少人是被外地亲友拖着拽着才初度见识了这些建筑的真面目？
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待着，是图什么呢？你可以想想，哪些你在乎的东西是首都的，哪些在乎的东西是北京的？假如有朝一日迁都了，你还会留在北京吗？问问自己这些问题，或许就能分清楚，到底你为什么选择了北京。
同时，北京城不是自然生长的城市，它的发源是兵营与堡垒，所以卫生条件、城市功能布局，还有历史发展、经济环境都先天不足。如果去掉“首都”这一层光环，北京还是一个吸引人的城市吗？它能胜过多少中国其他城市？
士农工商
从清末到新世纪，一百年光阴，万象幻灭重生，有些东西却寿于金石，不易湮灭。城市性格亦复如此，虽然人事已非，性格却总有或显或隐的传承。
描述城市性格，有多种进路，以我之见，最有效的还是“身份”。身份之中，有客观的限定，也有主观的认同。户口之有无，职业之分工，是显性的认定；归属感之有无，参与性之多寡，则是隐秘的情绪。前者大浪淘沙，与时俱变，后者如平坦的河床，默默累积亦默默存续，却范囿着整条大河的流向。
不妨依古法，分北京之民为士、农、工、商四类，分述其性格。
士
“士”列四民之首，在古时或为官本位的等级使然。如今则表现为知识者与媒体合谋，时常有“小众引领风潮”之举，以话语权及关注力而言，仍大部分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1949年之前，大部分“士”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首都于他们只是“寓所”而非“住所”，住所留在故里，寓所则是短时之需。京中不乏三世以上的住户，仍恋恋于故里的情形，如清末《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三世在京，房产亦夥，本人操着一口京片子，信函文字却每每署名“长洲彭诒孙”（诒孙是名，长洲是苏州属县），他们的地域认同绝不在畿辅之地。
总之，“士”与北京，精神上是疏离的，此地生活水平较高，气候不佳，区域过大，实在不是宜居之处。迫于个人发展的需要，不免以盛壮之年，孜孜于是。现代的“士”，因乡镇士绅社会的崩坏，已无退所，多半只好与此城相始终，但内心每怀乡愁，与“首都”符号下的“北京”格格不入，或自我构筑群落，制定内部通约规则，或离群索居，仅以单位为取食之地。
农
北京不断外扩，旧日郊村尽入版图，但北京城市化程度若何？民国文人称北京为“都市里的村庄”，因为民间社会的行事规则，完全还是按照村镇里的熟人社会方式。熟人社会之内，按人情伦理办事；熟人社会之外，则损人利己不为恶举。里面没有现代商业伦理的空间，故而也谈不上服务意识。外来人氏辄曰“北京人个个是爷”，实则中国乡土社会，无不欺生，借此产生凝聚力与自豪感。
20世纪之前，北京的管理分内城外城，内城归步军统领管辖，外城由巡城御史治理，主司缉拿偷盗、排解纷争，兼及风化民俗。这与不算干部的村长所司，也差得不远。民众生活的垃圾便溺，当然不会堆在自家院里屋里，往道旁一倒，就算完了。京城大道，中有甬路，比街面高四五尺，“通通是土，且因为多年的腐败物质，都在土中，所以都是黑色，其脏无比，偶溅到衣服上一点，是永远不能去掉的”。下大雨的时候，街边简直就是个泥潭，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就是这么形成的，常有狗马羊鸡甚至小孩掉进泥沟里送命的事。皇皇帝都五百余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种卫生自治的情形，跟农村也委实差不多。
北京民居
四合院如今被称为“生态民居”，实则自农村原样移植，但这种移植是否科学，大可存疑。齐如山说当年有句话，叫“夏天不进京”，北京外城有一道城墙，已经窝风，城里还有皇城、禁城两道城墙，都比房屋要高，那还不热？四合院里，除了北屋住着舒服，东、西、南三面都有缺陷。张恨水听老北京俗语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所以四合院本身象征着科层社会的秩序，主人主妇住北屋，亲戚客人住南屋，西屋一般住用人，东屋做厨房，有时也住下人，等级分明。老百姓如将自住屋匀出来租住给官吏、学生等“上等人”，一定是让租客住北屋，自己在东西厢委屈委屈。
托首都的福，北京“吃瓦片儿的”成为一大行业，老住户多多少少有几间房，常常单靠出租就能过上小康日子。这也可以解释北京人为什么多有“爷”的脾气，因为他们不需要辛苦求职，干好干坏不过是一种补充。北京的出租房在国内都市中不算价格顶高，但性价比一定是最差的，房东往往什么都不管，家具大都烂糟糟，连装修都要租客自理的也不少。论及服务的产业化规模化，北京也是大城市里最差的，连锁超市大而无当，小型零售店少且差，乡镇式的早市倒是遍地开花。
北京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上可以视为乡土社会的孑遗。
工
北京自来没什么工业，有的只是一些小工艺，如锡器、铜器、缝纫、裱褙之类。20世纪80年代以来说得出来的首创，大概只有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硅谷”的高科技区域发展到21世纪初，看上去还是一个超级攒机工场，因此苹果公司的中国首家体验店不放在这里而设在三里屯。中关村给人的感觉是货品齐全，但创意欠奉，既无法提供高档的科技消费体验，也比不上深圳华强北的眼花缭乱，无奇不有。
这让人想到北京的工艺。北京的工艺，也是托赖五百年帝都，招致了天下的能工巧匠，讲雍容，论精巧，无不执全国之牛耳。不过，北京工艺以老字号祖传手艺相标榜，其好处在不走样不离谱，其坏处亦在无革新无创制。自明以来，北京是世界上格局最方正、街道最平直的城市，但凡有条斜街，一定要在街名上标明，如烟袋斜街、樱桃斜街。这当然是因了北京不是依山傍河而建，而是人工设计以成的“八臂哪吒城”。这种建筑格局，投射在居民心理上，一定是严谨整饬而不尚变通。
规矩多，人必得压抑自己，好面子，肯耗财买脸。可要是耗不起财，提不足劲，又当如何？这就逼出了北京人的两件脾气，一是“京油子”，甭管多重的话，他能绕着把它化解喽，或是绕着弯子骂人，表面上还是恭维你，你要不知道他本意，可得猜上老半天；另一件是“说大话，使小钱”，《正红旗下》写旗人好面子又穷，种种行径，让人好气又好笑。
商
北京人一向以街道平直宽阔自傲，齐如山回忆，清末民初，北京的大街便“可以并行十辆汽车”，但这不是合理的城市格局，因为不利于商业。
自清末入民国，北京的大街一直在缩减之中，而且越是商业发达地区，如东四、西单，大街的窄化速度越快，谁为之者？商家花钱与地方官串通所致。齐如山感慨：“从前的地下泄水沟，都在大街两边，现在有许多地方，都在各商号柜台之内去了。像朝阳门、阜成门等处，有几段大街还相当宽……这就是因为各该属商业永未发达的关系。”
老北京解决这种矛盾，是将“胡同”与“大街”截然分开。你想，妇女小孩子，不让他们上大街，那么生意买卖不在大栅栏的铺子里，就在东安市场、隆福寺里，大街宽点窄点，有什么打紧？
老北京的商家，出了名的和气生财、童叟无欺。北京商家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稠密而多次博弈的基础上的。入民国后，旗人生活困苦异常，其中有个原因，是许多旗人在清朝时靠赊账度日，他的抵押品是皇家定时发给的“铁杆儿庄稼”，一旦朝廷倒闭，旗人也就失去了抵押品，又素无谋生的技能，多仁义的商家也不能拿钱打水漂玩儿。
老北京商业的一个好处，是不贪多好强，比如“大酒缸”，卖酒不卖菜，宁愿把生意让给隔壁饭馆；二荤铺，总是老老实实卖面食；东来顺已经做到三层楼那么大，还是除了炮羊肉、涮羊肉，别的一概没有。在北京，限于步行可及的九城内，商铺们各安其分，各擅胜场，无形中构成了行业规范与分众消费，它的竞争是通过年资门槛实现的。那时的外国人、外地人，都承认北京住着“舒服”，因为不用动脑筋，一切都是现成的，甚或做学问也以此处为佳，因为不仅往来商户固定，而且四季分明，何时该穿么、该吃什么，都有定规，完全不用操心。比如说服装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