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罪感与失落感
《瞭望》：有些乐观的人认为地震预报确实是过关了，现在地震预报就是地震局的责任问题。
汪成民：依据这种观点，预报不出来就是失误。对地震预报的艰巨性，它的复杂性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认识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种极端观点的存在，因此实际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地震局系统，包括很多权威专家的思想，倾向于地震预报目前搞不出来。从各式各样的文章里，你能看出来，假如问得非常尖锐的话，就说地震预报没有确切的可靠的等等一大堆定语。
地震预报本身，这个题目有太大的压力，在压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驱动。假如说是像唐山、汶川这样的地震，能够报但没报出来，那本身就是个责任问题，这个事情压力太大！几十万人的生死，这个责任谁来负？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说地震预报是完全可以的话，容易取得一些社会公众的赞誉。
假如你有一个失误，你就要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假如有一个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荣誉。这是非常大的诱惑力，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话就有水分了。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某种预报，谁预报了，或者谁漏报了，这些观点与判断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走司法部门解决中国足球腐败的办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调研查证的方式。由当事者自我评说，永远说不清楚。
《瞭望》：唐山地震是否漏报有过争论，事实上，地震能不能预报和每次地震能不能报成功，都是有争论的。
汪成民：地震发生之后，假如一个人没死，事情好办一些，死亡那么多人，提起这些地震，有一些人会有很重的一种负罪感，感到自己有罪；另外有些人有很重的失落感，正确意见没被采纳，与立功的机会失之交臂。在沉重的压力与巨大的愤怒情绪下，很难客观、公正地去恢复历史真实面貌。许多失误者千方百计辩解、推托，不少正确者不断美化、完善。这两个极端是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者无法规避的抉择与命运。
对大震预测失误的反思，不是回忆一段什么很普通的历史，它涉及到几十万人的生命，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客观、公正、公平地谈一些事实是很难的。你若想了解真情，唯一的办法是查证、落实。反复去查资料，尤其当时留下的文字资料，而不是当事者事后追记的回忆录。
《瞭望》：如果预报成功了，就是一个天大的荣誉。如果有一点失误，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恶，这么大的压力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
汪成民：都卷进去了，没有人逃得脱，包括我本人。
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谈这事，因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写文章认为震前我本人没有什么预报，贴大字报、发调查表都是编造的。也有人认为：谁都没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预报，创造了“青龙奇迹”。
青龙事件，不是一个明确的预报，青龙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况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这个地区，我点到唐山地区了，王春青回到青龙县报信，又碰到冉广岐这么一个好领导。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瞭望》：在汶川地震后，你们一批老专家成功预测了三次强余震？
汪成民：汶川震后不久，科技部在香山举办了一次会议，我在会上讲到在四川预报了余震。
一位专家详细问了情况。时间、地点他都承认是对的。我说预报的是7级左右，最后发生的是6级，这位专家说这算什么预报？从能量上来看相差30多倍。
我说，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报出来的？海城地震，预报是5~6级，发生7.3级，那不是30多倍，而是能量相差300多倍。尽管如此，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万个人。老百姓与中央领导并没有苛求我们一定要报多准，而是要我们向党和政府打招呼，告诉大家最近不太安稳。老百姓非常满意，政府非常满意，政府出面直接表彰了辽宁省这样一支地震队伍，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海城地震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成功的预报实例。中国地震局系统在海城境内，树立了好几座丰碑。可这个成功并不是科学上严格的精确的预测，比如没有精确的时间、震级。
《瞭望》：那么，在这个阶段地震预报应该如何进行呢？
汪成民：我认为不能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是，“科学上的精确预报”，另一个概念是“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在计算机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但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机理。所以专家提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
我说，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机理，怎么会有非典、甲流？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研究透的机理，这个机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运用现有的经验与技术，你不能说我现在没研究透，暂时拒之门外，这跟地震预报的道理完全一样。
所以要提出第二种地震预报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在目前地震预测研究没有过关之前，我们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我们要取得效果，机理肯定要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运用目前的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
周恩来：打个招呼不行吗？
《瞭望》：你认为要反对关于地震预报的两种极端观点？
汪成民：一个方面一定要大力反对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宣传地震预测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不能过于乐观，看不到科学上的艰巨、复杂性，一两次成功就认为地震预报已经过关，地震预报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既要认清地震预报没过关的现实，又要相信我们面临地震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话，也能使灾害避免，这个才是我的观点，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瞭望》：周恩来总理讲过，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力争在大震发生前打个招呼。
汪成民：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假如预测得比较确切，地点比较明确，政府部门当然比较容易应对。如果只有一个预测方向，一个大体的时段怎么办呢？我也请示过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他说：若情况严重，就需给中央报告，实事求是说你们对此有几分把握，让政府心中有数。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才出现了例如1974年69号文的这种方式的打招呼；文中叙述了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也反映了少数人的特殊意见……这种打招呼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确的预报”当然有区别，但仍然能取得防震减灾的良好效果。
《瞭望》：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又难以避免虚报。
汪成民：我个人认为，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有预报失误。要是政府领导能理解，就是失误几次以后，能换来一次比较大的成功，这个就值。有这样的理念，地震预报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地震社会学，因为预报必须要通过政府，必须要通过群众。
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民动员起来做事情是世界第一的。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优秀传统扔掉呢？现在老百姓积极性很高，专家们又瞧不起，说没有什么可行的依据。这样的话，白白地把资源推到门外去了，没法做好地震预报工作。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
《瞭望》：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如耿庆国、钱复业、赵玉林、李有才，退休之后仍然投入地震预报事业，最后却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
汪成民：到过汶川就有体会了。我们年纪大了，按理说安度晚年，逛逛公园完全可以。可是有几件事情放不下。
对我来说，周总理非常亲切严肃地面对面谈话，交待工作，到今天我都不能忘怀。邢台地震现场，总理嘱托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李四光离世之前的春节，他住在医院里却突然提出要听地震形势的汇报，我们带资料给他汇报。医生限制说十来分钟吧，后来不让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手段，都挂挂图，在李老病床前挂着。这个地方有变化，这是什么地点。
1971年5月2日，周总理在八宝山送别李四光的追悼会上，还说搞地震的来了没有，我们在边上说来了。总理说你们要把李四光的精神传下去，“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就是希望这一代人能够尽快把地震预报搞好，等于面对面交代任务。
《瞭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具体有哪些办法？
汪成民：在地震预测指挥上，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蛛丝马迹进行追踪、分析，地震预测的各级领导必须对预测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预测作为己任，不容许任何犹豫不决，若不搞地震预报，那还要地震局干吗？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国家需要，地震是客观的不断地发生，地震局这个组织既然成立了，也不会解散。那么地震局必须要有所作为，也就是在地震预测方面，帮助国家在减轻避免伤亡方面作一些应有的贡献。
这个贡献，几十年以前我们做了很多次，地震局本身也对外宣传，一共报准过二三十次地震，那应该把汶川地震也纳入有可能预测的一个范围，不要过多宣传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事实，地震预报本身不是人为的要求搞还是不搞，地震它就不来。这个难题早晚总是要解决的。
《瞭望》文章：“震前，确实有不同的意见”
“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一定会发生车祸，但是每一起车祸，不可能预报。这是地震学家顾功叙的观点。我觉得地震预报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在一个强震之前，应该告诉人们要预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我当时震惊了，确实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是龙门山断裂带。”韩渭滨向本刊记者说起2008年5月12日他得知汶川地震发生时的感受。
身为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四川地震》主编，韩渭滨长期从事地震学及地震预报研究，被誉为川中地震学界的“领军人物”。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十三陵地震台的一间平房里，韩渭滨并未有震感，但很快，他从内部人员那里知道了震级、震中。
韩渭滨想起了一件事，“我们局里有一个李有才（是有预测意见的）。”
汶川震前，地震局系统内部是否还有不同的预测意见？
2010年2月至3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原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何永年、原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以及韩渭滨。
在一些问题上，他们难得地取得一致，继而又在其他具体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震前发出任何一次地震预报意见的复杂与难度。
不同的预测意见
《瞭望》：汶川地震前，地震部门内部是否有不同的预测意见？是否据此能作出地震预报？
孙仕宏：会商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震前，对汶川地区不同的预测意见，没能传递到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
何永年：不同的预测意见。在地震局内部是有的。李有才的不同观点，学术上不同认识上是正常的。但时代不同了，海城地震今天就有可能报不出来。
《瞭望》：如何评价耿庆国的旱震理论？
孙仕宏：耿庆国旱震做了几十年，工作做得是很不错的，是中期尺度预测。他还用磁暴组合解决短期预报问题。但他的虚报是很多，在秦皇岛、锦州，他都有过虚报。
耿的工作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多预报是对的，哪怕有虚报的可能。
何永年：防震减灾，怎么防法？如果学校停课，农民停工，社会生活停止就不现实。这样的做法不足取。以前在辽宁省锦州，耿庆国是虚报过的。
《瞭望》：如何评价李有才震前的工作？
孙仕宏：李有才做了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围绕着紫坪铺水坝烈度划定提出意见，提出的是合理的意见，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有些地震局的专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工程安全性评价，需要大大的改进。李有才的工作应该认可，但他采取的方式有些问题。
韩渭滨：他事前有预测意见。他提出的问题是紫坪铺水坝的基本烈度定低了。上报上级甚至中央，都是有证据的。李有才是搞地震预报的，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地震预报。
他对紫坪铺这一地区的危险性看得比别人重，坚持这一看法很长时间。我自己的看法，定的烈度是低了。但是紫坪铺的实际设防烈度，也不是按七度。
《瞭
